生存而已”，免不了“糠菜半年粮”的命运。灾后的11月份，灾民食粮更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

    另外，水灾也好，旱灾也罢，抑或其他自然灾害，固然每每造成稻麦杂粮等减产或绝收，却往往促进了能够适应此类变化了的气候、生态条件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为大灾重压下的农民留下了一片可回旋的余地。清宣统二年石印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对两湖湖区水灾和渔业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的总结：“滨湖水溢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注：转引自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因此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茭、芦、菱、藕以谋生”，“或收鱼、虾、鳖、介以给食”。

    诸如此类，环境变迁、利害转化，使大量人口得以延续生存。

    或许，汉时的流民之所以“流”，就是为了就食于野，逐食而“流”吧。另外，汉时虎多成患，就食于野也是蛮有危险的。野食尽，人相食在所难免。

    一切，只是为了活下去。

    汉代的口赋.更赋.关税.酒专卖.车船税和缗钱令

    东汉的税赋有三种：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力税）

    东汉的田税不过三十税一，刍稾税也不过年每顷55钱，可以说是古代最低的土地税，但人头税比较重，尤其是到了政治黑暗的东汉晚期。比如，每户每年需要缴纳200钱的‘户赋’；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300钱的‘更赋’——罷癃咸出——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凡是1岁～14岁的孩子，不分男女，每年还要交纳23钱的‘口赋’（皇室税收，归少府，其中有3钱是马口钱，属于特殊军费，归大司农）；成人的人头税叫‘算赋’，15～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政府税收，归大司农，商贾和奴婢加倍，每人每年240钱。为鼓励生育，女子15~30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还有胡乱摊派的‘献费’，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63钱，以供宫廷费用（地方乱收费也多如牛毛，不计）。‘徭役’就是每个傅籍的男子（年满17岁）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就叫‘勿计为徭’，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除此之外，每个良家少女应征入‘秀’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年的八月十五，朝廷都要派出中大夫、掖庭丞、相工三大官员，去乡间野里，‘阅视’年龄在13~20岁的佳人端丽（基本不会跑远，都是在雒阳地区）。选取标准是姿色端美，面相符合相法“吉利”的女子。中者当即坐上车，载入后宫，然后再从中择优，让皇帝“登御”。凡有幸受到皇帝恩宠，就有可能立为妃嫔。由于八月初是朝廷向农民征收算赋之日，故称其制为“算人”。这种采选也是百姓向帝王奉献的一种有生命的特殊赋税。

    直到魏武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将之更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

    关于佃户：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此外，在土地可以买卖、转手的条件下，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比如东汉名臣杨震小时候就是一佃农，‘少孤贫，独与母居，假田种殖，以给供养’。

    关于流民：法律上禁止流民出现，守土官的治下如若出现流民便要治重罪，但流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东汉政府的大难题，尤其东汉中期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1/3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几十万户倾家荡产，流亡在外，冀州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延熹九年（166年），豫州发生大饥荒，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见东汉政府针对流民的对策无非是镇压和招抚两个办法，如果镇压的掉就镇压，镇压不掉，就减免税赋吸引招抚流民回乡入籍，比如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流民“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还有就是划拨土地、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以置流民。比如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以处流民。比如汉魏之际，扬州刺史刘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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