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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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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转自铁血 http:///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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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yu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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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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