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的论题。而要爱人、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性。《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的是人性，‘不可强‘的也正是人性。

    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

    ‘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少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于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可谓深得其要。

    《中庸》‘率性之谓道‘，意即遵循常人之性，庶几乎就是道。儒家重亲亲之道，以孝悌为本，亦即以人性为本。《六德》云：‘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成之闻之》云：‘君子顺人伦以顺天德。‘

    儒家认为，所谓性，实际上是一种输出‘情‘的功能。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喜怒哀悲‘之类的生物属性。喜怒哀悲之情以性为栖身之处，在没有外物影响时，深藏不露。一旦感于外物，深藏于性的情就会外显，情是外物作用于性的结果。所以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

    情性与物，并非只是单向的直线反射关系，其间有‘志‘的作用。《性自命出》云：‘凡心有志也。‘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志‘具有枢纽的作用。

    《诗序》云：‘在心为志。‘《荀子·解蔽》：‘志也者，藏也。‘《为政》皇疏：‘志者，在心之谓也。‘朱熹云：‘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在情的外发过程中，有两种因素志决定情的方向或差异。一是物与性相交的程度。外力的强弱、疏密等因素，足以影响到情的走向。二是心在物、性交流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心为万虑之总，‘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心对外物的感知与取项，主导着情的走向。心之所之，决定情之所之。君子成德，离不开志的作用，所以说‘德弗志不成‘。

    《成之闻之》对心理定式作了极为真实、精彩的描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心志要待物的作用而后作，作，兴起也。心志对物之诱情会进行判断，只有感到‘悦‘，‘快于己者之谓悦‘，也就是乐于接纳之，心志才会起而行之。这种悦而行之的过程经过多次的‘习‘，也就是重复，而后就会‘定‘，即形成心理定式，成为今后判断外物的经验。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论题：‘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即心之所之，具有不确定性。在恶言恶行的作用下，心之所之往往会偏而向之；而在善言善行的作用下，心之所之有时却未必偏而向之。人的心理定式未必都正确。如果不能把握心志，就难以确保人性向德行的转换。为了使心志能将情性导向正确的方向，一是避免接触足以将情性引向邪途的恶物，即慎交游的思想。二是在与恶物的接触不可避免时，则要着力扶正志的方向。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9 22:09  回复此发言

    10回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保傅》认为，在太子‘心未定‘，即心志未形成定式之时，逐去邪人，使太子‘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太子少长及成人，要使太子‘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能‘中道若性‘。择居处，慎交游，以正心志，成为儒家的普遍原则。《文王官人》则反复讨论‘志‘与君子修养的关系，认为志的正邪、强弱，与德行高下直接相关，因而不仅提出加志、养志、考志、探志的问题，而且提出观志和考志的方法。

    儒家重教育，有其心性论方面的原因。《性自命出》云：‘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因此，儒者的责任就是因性明教。《六德》云：‘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此‘向‘，即心志之向。

    《诗》教的问题。孔子以《诗》为六艺之一，教授弟子。《诗序》云：‘发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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