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系列化的倾向。到了夏商周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与墨西哥、新西兰不同的是，由于儒家赋予玉器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中国玉器就不再是仅供玩赏的工艺品，而成为了文人展示内心德行或价值趋向的特殊物品，进而形成了君子佩玉之风。中国与玉相关的成语相当之多，与琳琅满目的玉器相映成趣，形成了独特的中华玉文化（参阅拙著《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第四讲：《良渚‘琮王‘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至此，玉器在聘礼中的重要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还玉与重礼轻财

    如前所述，出聘的使者在国君面前禀受圭璋是相当郑重的。行聘享礼时更是如此：有司启椟取圭，交给副使；副使恭敬地转授给正使；正使此时要‘袭‘。古代有‘裼（xi）袭礼‘，古人平时穿葛布衣或裘皮衣，外面要加一件称为‘裼‘的漂亮的罩衣，正式的礼服则穿在裼衣之外。在一般的礼仪中，行礼者的前襟不扣，并脱去左袖，意在露出里面的裼衣。在特别隆重的场合，则要扣好前襟，套上左袖，将裼衣遮掩住，这就是所谓的‘袭‘。使者此时即将向聘问国国君行聘享礼，所以要‘袭‘而执圭。由于礼仪的隆重，聘问国一方先要‘辞玉‘，以示谦虚、不敢当，然后才同意使者上堂行聘享之礼。国君受玉时也要‘袭‘，以示对圭的敬重。可见，聘礼的隆重主要是透过对圭璋的敬意来体现的。

    国君受玉完毕，使者的主要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但是，在使者即将归国之时，聘问国的国君派卿到使者的馆舍举行‘还玉‘的仪式，就是将先前接受的圭、璋原物奉还使者。使者‘袭‘而受圭，极其郑重。接着还璋，仪式与还圭一样。

    人们不禁要问，国君既然已经收下圭璋，为什么又要送还呢？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藏有很深的含义。试想，如果使者带去的玉器非常精美、数量十分之多，而作为主人的一方照单全收，则行礼双方的兴奋点就落在了礼品上，不仅有贪财之嫌，而且有违聘礼的本义。天子为了亲和诸侯，规定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使彼此以礼来相互勉励。诸侯能以礼相交，就会外不相侵，内不相陵。这就是天子引导诸侯的高妙之处。因此，聘礼的目的在于联络感情，而不在于礼物的厚薄。用圭璋行聘，正是希望彼此以德行相砥砺。如果带去的玉器太多，聘礼就成了以财物为主，礼的本意就会被淹没，势必有伤于德行。《聘礼》说：‘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作让矣。‘一方面要用辞玉、受玉以及袭等等的礼仪来突出礼的规格和庄重，另一方面又要用还玉的方式来突出礼的人文趋向，防止礼因规格很高而变质。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12 20:15  回复此发言

    70回复 ：回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诸侯相聘问能重礼轻财，就是为天下作表率，人民就会崇尚礼让之风。这就是聘礼的制作之本义之一。

    五、介绍而传命，敬之至也

    ‘介绍‘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得非常广泛，一般指沟通双方的第三者的言语或行为，但很少有人知道，‘介绍‘原本是指古代礼仪中的一种传话方式。

    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朝见天子或者诸侯相聘问，相见伊始，彼此之间有相当的距离，主、宾不能直接对话，而要通过站立在彼此之间的人来传话，客人一方传话者称为‘介‘，主人一方的传话者称为‘摈‘。主、宾之间的距离长短，依双方的地位而定，地位越尊，距离越远，中间的介也就越多。《聘义》说：‘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几位介都有专门的名称，居首者一人称‘上介‘；居中者或一人、或三人、或五人，均称为‘承介‘，承是承接的意思；居尾者称‘末介‘。摈也是如此，有上摈、承摈、末摈之别，只是人数比介要少些。摈、介的身份有尊卑之别，一般来说，上摈为卿，承摈为大夫，绍摈为士；介也是如此。

    双方相见之初，各陈摈、介。宾要对主人说的话，先告知上介，上介传于承介，承介传于末介；末介再传于对方的上摈，上摈传于承摈，承摈传于末摈，末摈传于主人。主人的回话，则按照与此相反的顺序传达于来宾。这就是《聘义》所说的‘介绍而传命‘，‘绍‘是继续、承接的意思。《聘礼》中，使者行聘享之礼前，双方在庙门内各陈摈介，但行文相当简略，所以，我们必须作如上的说明，读者才能明白。

    为什么双方说话要由介来绍而传之呢？这是古人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古人相接，不能直指对方姓名，那样是失礼的表现，而要称对方的表字，这样就能在谦远之中显示出尊敬；称对方为阁下、称天子为陛下等，都是同样的意思。《聘义》说：‘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尊者，不敢直面对话，因而用通过摈介传命的方式来表达-->>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