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9/9)
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姻缘阅读:m.c6c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