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功爵制显示了勃勃生机，直到秦始皇横扫六合并吞九州，军功爵制都是秦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相对于同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的养士之风更具优越性。

    汉朝建立后，天下一统，国家逐步和平稳定，军功爵制和养士之风不适应人才选拔的需要，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开始实行选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起初是一种补充官员的用人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方式，逐渐演变成了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科，各州郡每年按人口比例举荐孝廉，孝廉的标准则是“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基”，“孝顺”“廉正”是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另一类是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才标准和名目，科目开设随心所欲，最主要的科目是贤良方正，就是招能“直言进谏”的人，以广开言路，匡正帝王过失。另外还有明经科、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读书读的好。“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还有阴阳、兵法等科目。

    察举制度实施之初，能够体现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原则，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家经典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察举的前提是主管官员的举荐，在举荐中又没什么客观的考核标准。想吸引官员的眼球，让他看见你，举荐你，名声是很重要的，于是，就有人为了成为名士，沽名钓誉、相互吹捧、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导致士风日下，察举不实。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在察举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儒生考儒家经典，文吏考奏章律令。察举制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想通过考试，就要好好学习，学校成为选拔人才的辅助机构。

    东汉末年，察举制被门阀士族操纵、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举荐和考试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曹操脱颖而出。曹操并非出自于名门士族，他爷爷恰恰是跟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既要拉拢一部分名士跟他合作，又必须压制以名士为代表的地方大族势力，他多次颁布命令唯才是举，绕过一些名门士族选拔人才。曹**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作为但当时察举制的补充。

    “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吏部）直接派人到州或郡做大小中正官，由中正官推荐人才、中央审核选拔人才的政策。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郡里的小中正把管辖区域内的知名人士，按其德行、才能分为“九等”或者说“九品”，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最后再上报给吏部审查，审查后按品位高低作为委任大小官吏的备用人选。

    这种情况似乎是把选拔人才的推荐权和审核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门阀大族。但另一方面却方便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大族，他们逐渐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举。那些官职低微或没能当官儿的地方世家大族日趋衰落，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央豪门大族地位进一步巩固，东晋时，掌权的门阀士族发展到顶峰，选拔人才特别重视血统门第而忽略品德才干，你生的是地方，命好就可以了！从而造成学校教育发展的倒退。所以说，有些政策提出来是时候是好的，在执行过程中越变越坏，坏到一定程度，又会被更先进更科学的政策所取代。

    经过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他连续打击门阀势力，士族制度逐渐崩溃，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除了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以考试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到了唐代，完成了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过渡，全面推行科举选才。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选才不经过推荐，而由中央政府或皇帝亲自进行（分科）考试、录取人才的选拔政策。唐朝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分别为乡试――省试――吏部试。通过考试，公开竞争，层层选拔，吏部考试合格的才被任命为官。

    宋朝基本上沿用唐朝的科举制度，并进行了改革创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殿试制度，皇帝直接参与。二是规定考试周期，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三是限制考官权力，并制定一系列的防范考试作弊的措施。

    辽金时期对科举制度不重视，只是为汉人所设，成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元朝对科举制度继续改革创新：一是明确确定考试的具体日期。并规定考试考三场，每场之间相隔三天。二是明确考试范围，出题范围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答题范围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明朝科举制度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规定“三年大比”的制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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