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下，学生食堂有了很大改进，餐券被饭票代替，饭菜的种类日趋丰富。

    但不管如何，饭票也是无限制供应。

    这个时候，马世昌却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工资的，属于带薪求学，敦煌研究所那边，依旧保留公职。”

    苏亦恍然。

    带薪求学，这事情听起来蛮爽。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你的人事关系还隶属原单位，一旦毕业之后就要返回原单位，想要考入北大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愿望就要破灭了。

    敦煌虽好，可是太苦，也太远。

    就算是前世，从兰州机场出发距离敦煌还有一千公里，差不过就是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

    这种情况下，马世昌从敦煌到北京，来回一趟就要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在敦煌待了十多年，读研以后还要回去，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不过好在前世，马世昌也没有回敦煌，直接留校北大了。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

    就好像著名的易中天教授，当时，他从武大研究生毕业，要返回原籍。

    他给恩师胡国瑞写信，表示很怀念武汉大学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希望回到学校工作。

    为自己子女的事情都从来不找学校的胡国瑞找到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学校出面与新疆方面协商，将易中天调回武大任教。

    而刘道玉校长是怎么协商的？

    在刘道玉的争取下，武汉大学与新疆方面作了一次交换，用5个本科生，换取易中天留在武汉大学任教。

    就是不知道前世，北大用什么样的方式留下马世昌。

    或许也不用如此困难。

    因为北大跟敦煌的关系历来很好。

    当初，马世昌之所以去敦煌，就是因为宿白先生曾带他们去敦煌实习。

    敦煌常书鸿所长顺势向北大考古专业求助，宿白先生才让毕业后的马世昌分配到敦煌。

    这种情况下，马世昌真要走，或者说马世昌毕业以后，北大留人，敦煌不可能不放人。

    再说，这个时候，樊锦诗先生已经担任敦煌的领导职务。

    这也是为什么樊锦诗先生不考研回北大的原因，敦煌那边需要她支持日常工作。

    这种情况下，敦煌就更不会留人。

    因为马世昌一句话，苏亦脑海就把对方日后可能遇到的阻碍给推演了一圈，最后结果是喜人的。

    所以，马世昌考研回北大，带薪求学也没有什么不好。

    至于刘立言，他的情况苏亦就不太清楚了。

    刚才对方进入宿舍的时候，苏亦还没能第一时间把他认出来。

    不过他跟刘立言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之前，他们复试签到的时候，因为提早到复试现场，当初他们北大历史系八个前来参加复试的研究生都聊了一段时间，也相互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显然刘立言对年仅15岁的苏亦印象非常深刻，至于苏亦，他却把对方给忘了。

    毕竟对方学的世界史，跟他的专业差的有些远。

    然而，他的导师张芝联教授，就出名了，北大世界史的权威，或者说国内世界史的权威，尤其是法国史研究，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个人了。

    张芝联是公认的法国史专家，1979年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同行创立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法国通史》，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见解、新颖的体系赢得了诸多专家的赞誉。1988年出版专集《从高卢到戴高乐》，收集了他有关法国历史、中法关系、法国大革命、法国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1983年他被选为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理事。1985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在研究法国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基于国际上人权问题的复杂状况，张教授于1989年初在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研究人权问题的必要性，并主持承担了《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从历史、理论、实践三方面来研究人权问题。1989、1991年，研究会两次组织了国际人权问题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人权问题专辑和《国际人权纵横》一书，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

    几十年来，张教授多次到法、美、英、德、意、荷兰、瑞士、日本、前苏联等国访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带回有价值的史学信息和图书资料，也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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