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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学生去读书，然后写读书报告。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读书呢？

    考古报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读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种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读。

    不过在研一阶段，却并没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这部分，肯定是汉文典籍为主。

    这个阶段要读的书，自然自家导数列出来的书单，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导数翻阅过认为有启迪意义的书籍。

    在这个方面，就是导师的作用。

    引领入门，然后指正错误，最后培养学生独立科研学术之路。

    后世，有学者吐槽现在的学生过分听话，导师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自主学习探索之精神。

    这种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许合适，毕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导师偏离的话，或者说研究的方向更加细分不是导师关注的方向，那么反过来引领导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硕士研究生，则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时间去专研自己的学术领域。

    比如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论对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读研的时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最为放心的也就是马世昌。

    所以他跟马世昌开的书单跟别人的不一样，更多是鼓励他学习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汉学著作。

    比如之前苏亦提过的伯希和，他虽然从中国西域获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画运回巴黎，但他在东方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国际上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仅懂日文，原来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当不俗的。

    这一点，等他离开朗润园，马世昌才顺势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出了朗润园，马世昌安慰苏亦，“宿先生，刚才的话，你不要介意，实际上，宿先生是担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弯路，才告诫你要收心，但实际上，宿先生并非反对学生涉及广泛的。”

    苏亦望向马世昌，有所怀疑。

    马世昌笑，“这是真话，宿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宿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

    许婉韵娇笑，“这点，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爱好繁杂，喜欢史学，文献，考古，甚至还有美术。”

    姚华山也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觉得小师弟你最能继承宿先生全部衣钵，因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苏亦听到，怎么感觉这不是啥好话啊？

    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 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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