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眼下最头疼的还是崇明水寇的问题。

    根据袁可立的禀报，岛上的水寇人数众多，登岛的两千五百官军不过几个时辰的时间就被水寇给消灭了。

    估计岛上至少有数千贼寇，绝对不是原来说的几百水寇。

    而且水寇不但拥有3艘大型西洋帆船，岛上还设有炮台，水寇还拥有许多鸟铳。

    若是要强攻崇明估计至少也得准备上万兵马以及大量水师战船。

    他建议对水寇进行招安，这样既能快速解决长江口被封锁的问题，也能节省大量的军费，减少官兵的伤亡。

    尽管袁可立说的十分委婉，但是崔呈秀听的出他的弦外之音，意思是即使去剿匪也不一定能打的赢。

    若是没有冯铨上一次的登岛作战，兴许他还有彻底剿灭这股水寇的心思。

    如今这种局面下，再去剿匪明显不合适。

    对他来说剿灭同招抚同样都是大功一件，没有必要选择风险更大的剿灭。

    当然赴崇明谈判这种危险的事情崔呈秀自然不可能亲自前往，不过苏州当地的官员他又不放心，于是刚刚投靠自己的阮大铖便担负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阮大铖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他是东林大佬高攀龙弟子，同时也是左光斗的同乡，凭借这些关系阮大铖很快就在东林党中崭露头角。

    之后他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名列东林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

    不过自从左光斗被杀，高攀龙被罢官后，他就受到了东林党人的排挤。

    阮大铖在一气之下，索幸投靠了阉党。

    这次赴崇明招安可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阮大铖自然是格外的上心。

    很快他就在苏州富商刘子光的陪同下赶赴崇明对这些太湖水寇进行招安。

    当阮大铖在崇明码头看到了水寇的战船同炮台，以及数千衣甲鲜明的水寇时也是大感震撼，他原本以为是袁可立故意“放水”，如今看来这群水寇是真的不好对付。

    按照原本崔呈秀的意思是将这群水寇给招安了，给一个官职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驻守，朝廷另派人接管崇明县。

    但是现在“浪里飞”坚持要求自己在崇明驻守，不过他们同意朝廷派官员来接管崇明县。

    阮大铖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将水寇的要求带回苏州府，让崔呈秀做决定。

    崔呈秀也不愿意在江南多做耽搁，毕竟现在苏州的税收已经恢复征收了，他长时间不在京师容易出事。

    冯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在收了商人们的一些“孝敬”后，崔呈秀还是完成了这次招安。

    水寇“浪里飞”被任命为崇明参将，其麾下的水师以及三千人马被招安成了明军。

    随着崇明岛由这些明军把控，这里也成为了东琉球公司的进货地。

    苏州的商人们将大量的商品送到崇明，然后郑芝龙用高于市面两成的价格收购。

    苏州的商人还出资扩建了码头的港口的码头。

    至于此前苏州百姓暴乱打死锦衣卫的事情，崔呈秀还是需要给田尔耕一个交代的。

    于是苏州的商人们花钱找了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五个人前来顶罪。

    最终这五人直接被崔呈秀直接在苏州给斩首了。

    不过做为苏州百姓反抗阉党的典型，江南的士绅富商都对这几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商人们不仅出钱给这五人修建了墓碑。

    复社的领袖张溥更是为他们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记述和颂扬了苏州百姓敢于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

    张溥对于他们“激于义而死”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进而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崔呈秀在苏州商税上做出的让步以及“浪里飞”等人被招安，被视为复社领导苏州百姓反对阉党的一次重大胜利。

    而这篇《五人墓碑记》也使得张溥同复社的名气逐渐变大，在江南大有取代东林党的趋势。

    张溥等人也意识到了武装斗争让的重要性，不然面对阉党的屠刀他们只能被乖乖地被宰割。

    而散尽家财招募义军的吴江富商沈正宗也成为了复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些商人通过崇明的走私，累积财富，并不断招募私人武装，使得苏州地区的团练人数暴增。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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