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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